關鍵詞：農藥
20年前，國內沒有外資農藥企業。
但2006年一年，農業部批準由臨時登記轉為正式登記的國外農藥品種共有21個。
到目前為止，世界銷售額前20名的大型農藥企業大都已在我國建立了有限公司或辦事處，并以獨資或合資的形式進入我國農藥市場。據一位業內人士分析，截至“十一五”末，外資農藥企業已經占我國農藥市場份額的30%。
這正是一些業內人士擔心外資農藥產品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的原因所在。
外資加速進入中國農藥市場
外資農藥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對中國農藥市場每年數百億元的銷售額和每年超過兩位數的增幅的青睞。據統計，中國在全球農化市場的排名2006年時已達到第三，2008年上升到第二，而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農藥生產國和消費國。二是國外環保政策的收緊，使得跨國農藥生產巨頭把農藥產能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市場。
據有資料可查的記錄，杜邦公司是最早進入中國農藥市場的外資企業。據曾任杜邦農化董事長兼杜邦香港總裁的林程衛端介紹，1990年，杜邦化學植保業務部門設立杜邦農化這家合資公司，專門生產磺酰脲類農藥產品。當時，杜邦上海農化合資廠的合作伙伴是上海華誼（集團）公司。
此后，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外資進入中國農藥市場的步伐也在加快。到“九五”后期，外資進入的速度開始加快。到“十五”開始的2001年，外資在國內建立的合資項目已達到15個，投資金額達到1億美元。其中有6個項目已經建成。包括艾格福、杜邦、陶氏、羅門哈斯等跨國巨頭都有項目。
２００４年，我國根據加入WTO的承諾，全面允許外資從事農藥的分銷，外資從事特許經營和無固定地點的批發或零售服務也全面取消限制。這更進一步刺激了外資進入中國農藥市場的熱情。僅2006年一年，農業部批準由臨時登記轉為正式登記的國外品種共有21個。
到目前為止，世界銷售額前20名的大型農藥企業大都已在我國建立了有限公司或辦事處，并以獨資或合資的形式進入我國農藥市場。以孟山都、杜邦等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已經把中國看作其國際化經營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他們都在中國市場上施展身手，先后以優勢產品開始主導中國市場。孟山都的農達、拜耳的銳勁特、杜邦的康寬、先正達的適樂時、陶氏益農的高效蓋草能已經成為中國數億農民、農藥行業人員耳熟能詳的名字。
以先正達為例。截至2009年,先正達在中國的投資已達到2億美元，目前全國每年大約有1億畝作物使用先正達的農藥產品。而全國基本農田面積不過18億畝。如果算上其他外資企業的農藥產品，其影響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國內企業幾乎無還手之力
一位國內權威農藥研究機構的高層人士向媒體反映，近幾年外資農藥的市場占有率每年都在增長。粗略統計,僅2010年在水稻區，外資農藥的市場份額已經占30%，在江浙等地的直播田已經占到60%。
在他看來，外資農藥的沖擊起碼有3個方面。
首先是研發方面。占據技術優勢的外資企業，抓住中國農藥技術落后的弱點，以技術為誘餌,牽著國內企業走。外企牢牢掌控核心技術，國內企業則淪為生產車間。現在外資農藥企業基本上都是走與國內企業合作的路線，除制劑外，很多原藥也在中國生產，然后再利用中國市場賺取更多資本。留給中國的，表面上有領先的技術，有先進的經營理念，但實際上僅有高昂的環保代價。草甘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孟山都等跨國巨頭將草甘膦原粉放在南通江山等國內企業生產，國內企業提供最優質的原材料，賺取的卻是微薄的“代工費”，而環境污染卻讓中國的農田受害。“中國農民用的10%草甘膦，實際上就是企業的工業廢水，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屬離子、強酸等有害成分。”這位高層人士說。
其次是農民的用藥成本被迫提高。這位高層人士清晰地記得，在2000年以前，農民需投入的農藥成本不過4元/畝。大約在2003年前后，拜耳研發的氟蟲腈通過與國內企業合資的形式大量進入中國市場，農民不得不被動接受高達10元/畝的農藥成本。2009年以后，更是雪上加霜,在以康寬等為首的國外農藥“四大天王”引領下，農民在水稻方面的農藥成本高達24元/畝。而這背后，是外企的高昂利潤。
再次，外資農藥企業在經營上也沖擊著國內原有的經營模式。外企加大營銷力度，通過技術培訓、控制物流、給經銷商高額回報等方式占領市場。
廣西一家農藥企業負責人補充介紹說，外國所謂“四大天王”的水稻殺蟲劑產品，從推出到現在，幾乎每年都在漲價，漲幅在10%～15%之間，是明顯的“溫水煮青蛙”策略。
農業部農藥檢定所生測室主任張文君則表示，國內高端農藥,特別是防治螟蟲的水稻農藥，已經呈現出國外農藥主導的局面。雖然“十五”以來，國內農藥創制和研發水平不斷提高,但外資農藥企業的新產品在國內的推廣工作更為迅速，最近3年進入中國市場的新有效成分就多達30個。
而在低端產品領域，前景同樣堪憂。表面上看，那些非專利產品，外資企業的產品敵不過具有價格優勢的國產貨，所以銷量不如國內。“但從長遠看，笑到最后的卻是外企。”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陳福良說。比如除草劑領域，孟山都的產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國內幾乎找不出對手。
這一觀點，湖南衡東縣零售商單石堅深表贊同。他說，當地除草劑產品，90%以上的市場被孟山都的農達占領，“如果哪個零售店沒有這種產品，幾乎沒生意可做。”
面對競爭業內人士態度不一
面對農藥市場“洋進國退”的趨勢，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如果農藥市場被進外資產品所占據，我國的食糧安全會受到威脅。”單石堅認為，不化解這種威脅,會很危險。印度尼西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國自身農藥研發非常落后，市場被國外農藥占領后，農民現在要付出48元/畝的防治成本。
單石堅說的這番話基本上代表了“悲觀派”的擔憂。
江蘇一家企業老總說，目前我國對防治水稻二化螟、三化螟、褐飛虱、灰飛虱等害蟲高效的藥劑品種還很缺乏，市場上主要是外資企業的產品。一旦這些高危害蟲對外資企業的這些產品產生抗藥性，后果將不堪設想。
廣西那家農藥企業負責人不無擔心地說，10年前中國的種業市場就有點像今天的農藥市場。那時，國內種企也很分散，無力阻擋跨國公司進攻。外企在中國推廣專利種子，剛開始也是通過培訓，甚至免費讓農民試種推廣。等市場份額逐步上升后，就開始漲價。現在跨國公司一粒專利辣椒種子能賣2元多，就是一個例證。但農民只能被動接受，因為這是專利產品。“那么誰能保證，兼做種業業務的跨國農藥公司，明天不會將他們在種業市場的成功經驗，復制到農藥市場？”
“悲觀派”認為，如果國家放任不管，中國農藥市場有可能最終被外企所壟斷。
但“反思派”也不乏其人。
中國農科院植保所研究員陳福良說，外資企業的產品之所以能在國內大行其道，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們的品牌硬。國產農藥雖然整體量很大，但是由數百家企業數千個品牌所生產。一個企業擁有七八個品牌非常普遍，但是品牌的含金量不高，根本無法與國際著名品牌相抗衡。
另外，“反思派”認為，外資企業成熟的營銷體系值得學習。陳福良介紹說，外資農藥企業帶來了先進的營銷模式。他們從品牌培育到業務分析，從員工培訓到農技知識普及，從文化滲透到售后服務，從終端促銷到網絡建設，從各級政府的植保站到農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營銷體系。目前活躍在中國市場的世界農藥六巨頭先正達、拜耳、巴斯夫、陶氏化學、杜邦、孟山都，都和各級政府保持著緊密合作關系。比如近年來風頭正勁的杜邦康寬殺蟲劑，在上市之初，就曾被全國農技推廣中心重點推薦。拜耳的稻騰產品，也享受過同樣待遇，巴斯夫則直接聘請當地農業系統農藝師幫助開拓市場，以技術培訓為平臺，直接向農民推銷產品。在湛江,一些縣市農技站的農藝師，幾乎就是巴斯夫的農民培訓師。
反觀國內大多數農藥企業，銷售往往翻來復去總是一些微笑服務、一條龍服務等營銷口號，外加一些老套的管理手段。一些企業即使有心做市場，也是借經銷商渠道，并非真正通過培訓農民占領市場。
陳福良說，最重要的應對之策還是加大研發投入。
“反思派”尖銳地提出，農藥是高科技產品，但中國農藥的研發喊了幾十年，就是上不去，應該好好反思，這是為什么？以前說是沒錢，現在還能說是沒錢嗎？
陳福良說，近些年來，雖然國家從“973”計劃專門針對綠色農藥研發的每年幾千萬元投入，到國家科技支撐計劃每年約2個億的投入增長幅度很大，但與外資企業的研發投入相比，仍是微不足道。是國家真沒錢嗎？也不是。那個“4萬億元”的宏大投資哪怕有1%投到農藥的基礎研究上，那是什么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