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企業：誰將高歌猛進，誰將自然消亡
種子企業的多、小、弱已成我國種業發展不能承受之重。據農業部統計，我國目前有持證種子經營企業8700多家，但是，這8700家企業的種子銷售收入加起來，僅相當于美國一個孟山都公司。
中國工程院院士、作物遺傳育種學家蓋鈞鎰告訴記者，造成這種現象表面上看是我國種業起步晚、水平低，企業沒有足夠時間在市場中成長起來。根本原因還在于我國種業準入門檻過低，一些小企業魚龍混雜，不以科技為先導，沒有自己的品種，靠購買品種權甚至套牌侵權、賣假種子生存，不但損害農民利益，而且擠占了“育繁推一體化”企業的發展空間。
不但如此，目前的體制“科研辦企業”也是一些小企業成長不起來的直接原因之一。據中國農科院農經所調查，目前全國400多家科研院所注冊了3000多家種子公司，其中“育繁推一體化”企業僅有11家。中國種子協會秘書長李立秋認為，這些科研單位辦的企業近年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因從體制上并沒有與科研院所完全分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很難成為推動種業發展的主力軍。
《意見》中對于種子企業明確了兩點：一是堅持企業主體地位；二是堅持扶優扶強。對此，李立秋認為，10年前，我國種業才剛剛開始進入市場，當時，設立低門檻是為了鼓勵種子企業在競爭市場上搏擊，但是隨著種業的發展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10年后的今天，導向應該轉變為“扶優扶強”，扶持大型企業，盡快促進產業升級，因此提高市場門檻是當前種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同時(shi)，他也(ye)認為提高門檻不(bu)(bu)是要消滅小(xiao)企(qi)業(ye)(ye)，而(er)是讓小(xiao)企(qi)業(ye)(ye)轉變成大企(qi)業(ye)(ye)的(de)(de)代(dai)理(li)商或零(ling)售商，代(dai)理(li)和銷售照樣也(ye)可以(yi)做大做強。而(er)且，《意見》中(zhong)對“事企(qi)脫鉤(gou)”的(de)(de)要求是5年，在這個過渡(du)期間，有關部門要出臺一些配套政策，因此(ci)，不(bu)(bu)會出現一些人擔心的(de)(de)“科研(yan)單位不(bu)(bu)干了，企(qi)業(ye)(ye)又擔不(bu)(bu)起來”的(de)(de)現象(xiang)。本報記(ji)者江娜(na)
育種機制：企業商業化育種，科研單位基礎性研究
對于種業來說，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和最終載體是品種，選育出好的新品種才能在市場上占據有利地位。各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一些種子企業對品種研究的投入大多數都集中在育種環節，但是目前來看，基礎性研究的缺失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育種水平的提高。
品種選育是個復雜的過程，國家玉米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張世煌告訴記者，育種只是最后一個環節，前期還有收集種質資源，改良和開發這些基礎材料成為育種可以利用的有效資源，育種方法的創新等一系列應用基礎研究。
我國擁有豐富的種質資源寶庫，據統計已經搜集保存了39.2萬份資源，但是這些種質資源中，經過研究、能夠成為骨干育種材料的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量基礎性研究缺失導致育成品種的同質化現象很嚴重。專家認為，在這樣狹窄的遺傳基礎上，很難育出突破性的優勢新品種。
據統計，目前我國相應領域80%左右的農業科研經費投入到商業化育種等應用研究。而根據我國目前的科研體制，這些科研經費又大部分投向了各大科研單位，一方面科研單位對市場不夠了解，很多品種長在“論文紙”上，卻沒有長在大地上；另一方面，更深層次的矛盾是擾亂了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李立秋分析說，用國家項目經費研發出來的種子立即成為自己經營的商品，對其他種子企業造成不公平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據統計，目前我國80%以上的育種資源和人才集中在科研教學單位，88%的農作物雜交品種由科研教學單位選育；而在美國，90%以上的商業化育種由企業承擔。
“問題也不在科研單位，而是政策導向，國家以論文數量、育種數量來評價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必然導致大量科研資源投向育種環節。”蓋鈞鎰說，“現在我們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新的科研機制，國家投向科研院所的資金用于基礎性、前沿性的共性技術研究，而且要完善公共研究成果的共享機制，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場化、產業化育種模式開展區別化的品種研發，逐步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新機制。”
種業安全：明確國家戰略地位，做大做強民族種業
種業安全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的核心產業。在新出臺的《意見》中，種業首次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地位。這也是當前我國農業生產要求和種業發展現狀決定的。
10多年來，我國雜交玉米和雜交水稻種子一直供大于求，但近兩年連續出現雜交水稻種子供應偏緊，尤其是2010年雜交早稻缺口近300萬公斤，“兩系”雜交中稻種子缺口100多萬公斤。李立秋告訴記者，近年來我國出現雜交稻種子供應偏緊反映出我國種子生產經營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一方面，種子管理體制改革后，國有種子企業絕大部分實現了政企脫鉤，一些種子公司社會責任心不強。另一方面，隨著糧食價格的穩步提高，近幾年制種的成本提高，包括勞動力成本、租地的成本等都在上升，農民制種的比較效益下降，積極性不高，導致制種面積連年減少。還有就是批發商、代理商、零售商三者之間還缺乏合理的利益機制。
外資進入我國種業，對豐富我國農作物品種、提升農業科技水平、提高企業競爭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但外資憑借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發展速度很快，以“先玉335”為例，僅用3年時間就成為我國主推玉米品種。對此，蓋鈞鎰認為，應對外資進入的挑戰，根本在于推動種業自身革新、快速提升競爭能力、做大做強民族種業，但采取適當的宏觀調控措施也是必要的。
“種(zhong)(zhong)(zhong)業(ye)安全(quan)是(shi)糧食安全(quan)的(de)基礎，推進(jin)現代(dai)農(nong)作物(wu)種(zhong)(zhong)(zhong)業(ye)發展的(de)首要(yao)任務(wu)是(shi)確保我(wo)國種(zhong)(zhong)(zhong)業(ye)安全(quan)。”李(li)立(li)秋說，《意(yi)見(jian)》中關(guan)于種(zhong)(zhong)(zhong)子(zi)(zi)生(sheng)(sheng)產基地(di)、種(zhong)(zhong)(zhong)子(zi)(zi)儲備調控(kong)制度、種(zhong)(zhong)(zhong)子(zi)(zi)生(sheng)(sheng)產收儲的(de)政策涉及到的(de)都是(shi)當前種(zhong)(zhong)(zhong)子(zi)(zi)生(sheng)(sheng)產供應中存在的(de)重要(yao)問題(ti)，將在保障良種(zhong)(zhong)(zhong)生(sheng)(sheng)產供應和保障農(nong)業(ye)生(sheng)(sheng)產安全(quan)方面發揮重要(yao)作用。
